九秩风华，援外之路映初心——记我与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援外岁月

信息来自：徐州健康网发布时间：2025-06-12 08:54:00 阅读量：8509次

[摘要]：淮海名医：韩林立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主任医师（退休）江苏省医学会麻醉分会委员徐州市医学会麻醉分会副主任委员徐州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卫生部援外先进个人江苏省卫生

韩林立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主任医师

（退休）

江苏省医学会麻醉分会委员

徐州市医学会麻醉分会副主任委员

徐州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卫生部援外先进个人

江苏省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徐州市政府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杨晓明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

（退休）

徐州市妇产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江苏省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白求恩式医生

江苏省援外先进个人

全国援外先进个人

在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建院90周年的光辉时刻，作为一名曾两次踏上援外征程的退休医生，我深感荣幸与自豪。回望那些年，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们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队员们，以精湛的医术、无私的奉献，书写了一段段动人的国际医疗援助篇章。

援外征程的开启与一院担当

1963年4月6日，中国派出第一支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自此，中国医疗界踏上了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的伟大征程。紧接着，1964年8月28日，江苏组建了援桑给巴尔医疗队，90年代又相继向圭亚那、马耳他等国派遣医疗队。至今，江苏已有79批医疗队、1281人执行过援外任务。而我们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至今已有24位、30多人次参加过援外医疗队，这份担当与奉献，是徐州一院九十年发展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前辈援外，筚路蓝缕铸丰碑

上世纪60、70年代，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曲志杰主任、骨科高象君主任、麻醉科孙忠萍老师、王文丽老师先后被选派为援桑医疗队员。那时，选派医疗队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严格政审，只有政治可靠、生活作风正派、业务水平高的技术骨干才能入选。被选为援外医疗队员，是一种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无私的奉献。

从中国到桑给巴尔，8600公里的距离，隔山隔海。早期的医疗队员们从广州乘轮船，经南海、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近20天的海上颠簸，几乎每个队员都晕船呕吐不止，到达目的地时，每个人都像得了一场大病。当时的通讯设施不发达，在桑岛等一封家信要一两个月。曲主任、孙老师、王老师援桑时，家中孩子尚小，思念之情难以言表。王老师当时三个孩子分别寄宿在外地亲戚家，每当收到家信，都要反复阅读无数遍。

然而，他们不仅要克服思乡、思念亲人的困难，更要面对工作、语言、生活上的重重挑战。老一辈的老师们以吃苦耐劳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异国他乡书写着救死扶伤的传奇，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杨晓明主任，大爱无疆暖非洲

在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援外队伍中，妇产科杨晓明主任的事迹尤为动人。她是援桑第19期队员，当时镇江组队缺少一名妇产科医生，杨主任主动请战。桑岛妇产科工作忙、任务重，杨主任去的时候，科里只有两名医生，另一位医生还兼任院长，有自己的私家诊所，精力大多不在科里，工作大多落在杨主任身上。

那里的产妇多是多胎、多产、反复剖宫产造成的疤痕子宫，有的产妇剖宫产达5 - 6次之多。医疗设备陈旧，手术器械短缺，许多病人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在紧急抢救中，杨主任的手不知被扎过多少次，但她全然顾不上痛，手术结束后，她才担心是否会感染艾滋病，因为这里是艾滋病高发区。艾滋病是可怕的，可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杨主任对待艾滋病患者从未有丝毫歧视。

有一次，一位艾滋病患者剖宫产术后伤口感染、裂开，肠管外露，被放在病房角落无人问津。杨主任主动为她换药，尽管每次换药都会有血水溅到胳膊上，但她依然坚持治疗，并不断安慰病人。病人眼含热泪，称她为“救命恩人，中国医生”。杨主任本身有过敏性哮喘，随身带着止喘喷雾剂，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她经常靠喷药预防和缓解哮喘发作。

两年700多天，杨主任白天紧张工作，晚上还要出急诊，有一次24小时竟然做了12台手术。宫外孕、子宫破裂、子宫水肿、疤痕子宫、剖宫产、腹腔粘连……一个比一个凶险。当她坚持做完了第12台手术时，自己却喘息着，脸色苍白，全身被汗水浸透，一下就瘫倒在手术室地上。

这就是杨晓明主任。她恪尽职守，为非洲人民付出了难以估量的心血与汗水，用精湛的医术和无私的爱心，为患者驱散了病痛的阴霾，带来了生命的曙光。她的身影，成为了那片土地上最温暖、最坚定的存在，她的名字，也永远镌刻在了当地人民的心中，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者与传承者。在江苏援外40周年纪念大会上，杨主任做了大会发言，她的事迹深深感动着我们，她也因此被评为卫生部援外先进个人、江苏省白求恩式医生。

请援圭亚那，砥砺前行展风采

1993年7月30日，我作为第一批援圭亚那医疗队员，肩负着祖国的重托，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南美这个陌生的国度执行两年的援外任务。三十年前的圭亚那贫穷落后，医疗上缺医少药。我们到达后，要参加圭亚那卫生部的行医资格考试，合格后才能取得行医资格。我的英语基础较差，用英语回答考官提问时很紧张，但凭借充分的准备，顺利过了第一关。

我与妇产科、外科、心内科3位医生分在圭亚那第三大医院——林登医院，实际上规模相当于国内的乡镇卫生院。医院有100多张床位，100多名护士，医生包括我们4人仅不到10人。我们是第一批没有翻译、没有厨师的医疗队，刚到时，人地生疏，条件艰苦，生活、工作、语言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

这里医生少，每个人都要单枪匹马撑起一个科室。手术室只有一间，一台简易麻醉机，没有任何监测设备，麻醉药和抢救药品都很少。每天两副注射器供全天病人使用，静脉注射都由医生实行。我们努力适应这里的一切，每天工作繁忙，晚上还经常被叫到医院做急诊手术。

在圭亚那林登医院的援外岁月里，我与当地外科医生乔塞夫之间从最初的不信任，到逐步建立起工作上的默契与和谐，直至回国前他对我发出的真诚挽留，这一转变过程，无疑成为了跨文化医疗合作中一段极具代表性的佳话。

乔塞夫是圭亚那的儿外科专家，曾在日本、古巴学习过，业务技术在当地首屈一指，但当地手术室护士认为他傲慢、粗暴无礼。我刚来两个月时，他排了一台两个月患儿无肛肠造瘘手术，当时患儿血色素3g，两肺罗音，重度营养不良，从患者安全角度考虑，我建议暂停手术，先控制肺部感染、改善贫血后再行手术治疗。我停手术让他很不高兴，但我认为必须坚持医疗原则。后来一个6个月疝气手术的患儿麻醉后恢复欠佳，口鼻分泌物多，鼻子不通气，需要面罩给氧。安全起见，我观察了约半小时，待患儿好转后才送回病房。乔基夫认为我耽误了他的时间。不停地抱怨。我解释了患儿不能送的原因，并表示作为麻醉医生，患者安全是最重要的，我要对每个病人负责，让其安全度过手术期。看着我不卑不亢的态度，护士们向我伸出大拇指，乔塞夫也一声不吭。那天他做了8台手术，做完后他主动与我交谈，不停地说“谢谢你！”。后来，他看到了我的工作态度和技术水平，配合地也越来越默契。

1993年10月1日，我们有幸参加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可前一天晚上，我们又被叫到医院为一名子痫、抽搐、血压240/130的产妇做了剖宫产手术，手术结束天已蒙蒙亮。10月1日，我们不顾夜里抢救病人的辛劳，如约参加了国庆招待会。当王保民大使宣布“大会开始，奏国歌，升国旗”时，身在异乡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听着《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的旋律，我的心充满了激动，泪水止不住地流出。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援外医疗队精神。

再赴桑给巴尔，授人以渔留希望

2005年，第21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由徐州市卫生局组队，由于远赴重洋、条件艰苦，当时组队有一定困难，可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许作敏、尹力扬、王浩、韩红举及我都是主动报名。我当时报名援桑，与曲主任、孙老师、王老师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而且我也深知贫穷的国家非常需要我们。

我们援助的那兹毛加医院条件简陋，缺医少药。四间手术间只有一台麻醉机，一台吸引器，没有监测仪。后来我在仓库里发现了两台被他们说是坏的监测仪，经我修理后派上了用场，科里的医生都说我又是医生又是工程师。

这个医院是桑岛最大的公立医院，每天手术量不少，麻醉医生也很不足。以前麻醉科主任曾留学过前苏联，挑选了8名当地年轻的医务人员准备培养为麻醉医生，可他刚培训几个月就被任命为院长，后来没有精力培训他们。我去后，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我英语水平不高，但为了更好地带教他们，我努力学习英语。通过认真带教，他们8位都能熟练掌握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椎管麻醉等技能，并可以独立值班承担麻醉工作。看到他们的成长，我非常高兴，也践行了我们“为受援国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的初衷。